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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舰队街 

此文同时发布于校内网

    没啥心情的时候，上来码点字。

    大概半个月前的事了，不过值得一记。

    一开始我对《财经》这本杂志有种本能的排斥感。那些带着复杂金融计算的文字，怎么看都不像新闻，味同嚼蜡。想想也是，当《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庄家吕梁》一次次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时候，我和小朋友们还不知道在哪儿野着呢。

    上到高二，开始有亲戚朋友为我的将来出主意，“复旦新闻系！”这话听了很多遍。不过那时我完全被一门叫“思想政治”的功课迷住了，一半是因为那位颇有人格魅力的老师，另一半是因为简单推理带来的一种，单纯的快感。所以，我一度以为马克思是世上最伟大的人物，辩证法是最美好的东西，以至于在高三填志愿的当口，鬼迷心窍地写了“元培”二字，妄图绕过爸妈的正面封锁，从侧面迂回最终到达哲学的彼岸。

    可是——任何事情都有可是，我也不能免俗——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个关于哲学的梦从大二上期开始裂缝，然后崩塌，再然后，我进了新闻学院，简直就像黑色喜剧一样。

    以上是为序之序。

    接触《财经》这本杂志，有两个机缘。一是在开和老师的外国新闻史课上，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做的一个presentation，谈突发事件报道。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财经》对此事的报道是最深入、最全面的，于是presentation中大量用了《财经》的内容，也不知是否侵犯版权。当时依然是翟霖、小婷和我三人一组，还记得翟霖给这个presentation起名叫“不可缺席”，精辟啊！

    再一个，就是2006年春天，大明老师那一学期的新闻编辑课了。我开始在报摊上买这本杂志，还是四个字，味同嚼蜡。不过凭着那股子倔强的劲头，坚持阅读，直到现在。

    2007年，一个很有趣的年份。年初，《谁的鲁能》又一次震动国人；夏天，陪伴我在东北打发时间的，是《财经》对上海社保案的解构，对水污染危机的全景描述，对重庆山洪的反思。

    以上是为序。

    正文。

    3月的一天，我在财经网上填了一个问卷。几个星期之后，突然被通知获邀参加4月17日的读者日活动。歪打正着。

    准时来到朝阳门，却得知活动推迟一小时举行。我只好到旁边的星巴克买了杯饮料，四处张望。人寿大厦门前的一个牌子很是有趣：上面是劳斯莱斯飞机发动机的logo，下面是AFP，这两个家伙碰在一起，能有什么反应？

    一小时后，活动开始。先是《财经》副主编吴鹏介绍杂志的采编流程，然后编辑杨彬彬以《汇源收购案教训》为例，介绍了封面报道出炉的内幕。既新鲜，也平淡，媒体那些事儿，大同小异。

    随后，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登场，话题从经济是否回暖，一直聊到专家的作用，谈的最多的是，人们为何越来越不相信经济学家？

                 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宏观经济组记者王长勇，产业经济组编辑杨彬彬，副主编吴鹏。

    却说活动已近尾声，一个身材瘦小、相貌并不出众的女性从后边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前台。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她就是传说中《财经》的主编胡舒立，一度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最危险的女人。原来她一直静静地坐在我们中间，倾听读者的声音。

                     胡舒立致辞。

     舒立揭晓了读者评选的《财经》年度最佳封面报道，并把两位记者请上台。

   “有谁是从《财经》一创刊就开始看我们杂志的？”舒立问。三位读者举起了手。她走上去，把《财经》十周年丛书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当听到对《财经》发行不畅的批评时，她显得有些恼火，对旁边的公关总监说，“去把发行部的人找来！”雷厉风行。

    一位读者建议：“我希望财经能多组织一些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报道。”“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文章出来”，舒立一语点破：“但是，总的来看，外贸顺差国的货币是不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

    活动结束，我赶紧跑过去，换名片套近乎：“舒立老师，我是徐总的学生，上过大明老师一学期的新闻编辑课……”

    “你们徐老师最近搞一个论坛，让我去演讲呢。”她快人快语。

    “你哪年毕业的？在哪儿工作？”她问。

     我一一作答。

    “怎么样，干的带劲儿么？”她又问。

    我竟一时语塞。或许，“带劲儿么”用来描述一个新闻人的工作状态，再合适不过了。

 

  PS.另有绝版合影一张，但因本人没摆好pose，略显ws，故不公开。

    香港媒体说，重庆周四（8日）下午发生军机坠落事件，成都空军一架"苏-27"战斗机坠毁。

    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说，这架"苏-27"战机在例行训练时在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上空突然连续爆炸并撞山坠毁。

    香港《明报》说，坠机事件发生后，军方立即封锁现场，禁止民众接近，并一度暂时切断当地部分移动电话信号。

    明报引述消息人士说，坠毁的"苏-27"属于驻守重庆的空军航空兵33师，而该师担负保卫三峡大坝的任务。

官方：不知情

    重庆媒体则报道，周四下午3点左右，重庆渝北、江北和南岸等主城民众突然听到三声巨响，各区都有人表示听到了响声。

    重庆居民误以为发生地震，不少人打电话给朋友或相关部门咨询情况，但很多发现手机不通。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四晚间表示，市政府未接到任何可能造成巨响的事故报告，有关部门也排除了地震造成巨响的可能。

    重庆市公安局和市安监局等单位也向当地媒体表示，目前他们尚未接到有关这些巨响来源的相关消息。

 专家称：客观理性地看待婴幼儿奶粉事件责任企业的主动赔偿
      新华网北京１月６日电近日，记者就患儿家长和社会关注的婴幼儿奶粉事件责任企业主动赔偿的几个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所所长 刘俊海教授。刘俊海教授认为，从法律上讲，按照“谁有责、谁承担”的原则，２２家责任企业作为责任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般而言，这类赔偿责任的 具体落实，往往需要经过复杂的法律程序。现在，２２家责任企业主动进行赔偿，客观理性地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责任企业的诚意和良知，也有利于简 化程序、降低成本，对广大患儿家长来说，也是实现相应权益的一个选择。
    刘俊海教授说，这个赔偿方案于法有据，应该说也是可行的。责任企业主动赔偿使得患儿家长不需要经过复杂的诉讼过程，有助于避免大量患儿家长因举证困难而面 临不确定的诉讼风险，大幅度降低高昂的诉讼成本，有利于患儿家长高效便捷地实现合法权益。责任企业主动赔偿，还有助于构建消费者与经营者互利共赢的和谐消 费环境。
    刘俊海教授指出，从赔偿方案来看，责任企业不仅承担了对患儿救治的医疗费用，而且对患儿遭受的人身损害给予一次性赔偿，还设立了医疗赔偿基金解决患儿今后可能发生相关后遗症的治疗费用。应该说，这个方案不失为一个比较公平、合理而周全的方案。
    社会上有人认为，责任企业制定这个赔偿方案不透明、没有广泛听取患儿家长的意见。对这个问题，刘俊海教授认为，这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客观理性地来看。据 了解，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组织责任企业研究赔偿方案的过程中，也听取了一些患儿家长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主动赔偿客观上需要责任方先提出一 个相对成熟并可能为多数患儿家长接受的赔偿方案，从法律上讲，这个赔偿方案是一个关于赔偿的要约行为或者说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只有患儿家长对这个要约予以 认可，并最终同责任企业就此达成协议，才算解决了患儿的赔偿问题。实际上，患儿家长对要约认可的过程，就是责任企业向患儿家长征求意见的过程。
    有的人还认为，对患儿的赔偿金额偏少。刘俊海教授说，赔偿金额的多少，是相对的，关键是双方能够互谅互让、自愿认可。现在这个赔偿方案的具体金额，不是责 任企业强加给患儿家长的单方意愿，而是要通过责任企业与患儿家长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果患儿家长不愿意接受责任企业的主动赔偿，或者认为赔偿金额太少， 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责任企业对此应予以尊重，人民法院也应本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理念，依法受理并作出公正裁判。当然，对一些确有困难 的患儿家庭，当地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救助。
    刘俊海教授指出，鉴于婴幼儿奶粉事件严重损害了广大患儿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在乳制品企业中也产生了严重的诚信株连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广大消费者对 乳制品的消费信心，责任企业主动向广大患儿家长承担赔偿责任，应当加强细节管理，切实保障赔偿方案执行的合法性、公平性与合理性。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在已经发放赔偿金的地区，绝大多数患儿家长是接受这个赔偿方案的。